《三上桥》是晋剧《假金牌》中的一折，是晋剧表演艺术家花艳君的代表剧目之一。明代，李桐欲赴京应试，央好友张秉仁代求其父张君正从中相助，为此，请张秉仁到家饮宴，并让妻子崔秀英与其相见，张见崔貌美，顿生恶念，借请李桐之名，用药酒将李毒死，强娶崔秀英为妻，崔氏假意应允，上轿时暗藏利刀，洞房内，将张刺死，为夫报仇。
《三上轿》一剧是著名晋剧老前辈花艳君老师的经典名剧! 花艳君抓住“三哭三别”的刚烈不屈，唱腔表演愈发悲壮感人。
花艳君，国家一级演员，在群众中享有盛誉的老一代晋剧表演艺术家，晋剧花派艺术创始人。
花艳君勤奋努力，有所创新，尤以演苦戏见长。
《三上轿》正是崔秀英怀揣利刃，哭别李桐灵堂、公婆、娇儿的场面。
在剧中她以哀、怒、痛、愤交织的声腔，把坚贞不屈、誓死复仇的崔秀英演活了。
1935年，一个六七岁的小姑娘被人贩子卖到太原锦梨园晋剧班，义父王凤鸣(武丑)给她取名王玉贞。她先跟义母邱凤英(武生)、二舅邱树山(武旦)练基本功、学戏，1937年，丁果仙到上海灌唱片，曾带小玉贞当配角。12岁时因练功不慎，双腿受伤，玉贞改从“玉兰旦”、筱桂桃(杨丹青)学青衣。14岁在太原“鸣盛楼”首演《三娘教子》，赢得一片喝彩。一位老先生给她取了艺名“花艳君”，意寓戏剧是艺术之花，她的才艺引人。
花艳君还善于学习京剧等其它剧种诸名家的演唱，消化吸收后有机地融入晋剧，改变了“以腔带字”的唱法，创出了“以字带腔”的新声，字正腔圆，以情动人，形成了独特的晋剧艺术。
我从六岁开始学艺，至今已经渡过了仅七十个粉墨春秋。回顾从苦海学艺到初露头角一段艺术生涯，可以看出在旧社会学戏的磨难和痛苦，真是说不完的苦辣酸甜！
一、我也有了爹和娘
我已是七十五岁的人了，可谁是我的生身父母，至今还是一个谜。这个谜，今生怕是解不开了。
一九三五年春天，我由一个人贩子领着，卖给了太原府锦梨园戏班。当时人家问我：“你的爹妈是谁?”“几岁了?”，我却说不来。那个人贩子着了急，替我临时凑了个数：“快七岁了。”我虽然没说一句话，可反映还很正常，人家上上下下，前前后后仔细打量了一番，说我“脖子长、嗓子好，长相周正”，终于留下了。买我的是王凤鸣(武丑)和邱凤英(武生)夫妇。他们就是我所认识的爹和娘。
那时锦梨园的班主是刘春祥(武花脸)。主要演员有丁果仙、筱金枝、筱金梅、毛毛旦、盖天红、奴子生、秋富生、玉石娃娃(即刘裕富)等。我的义父、义母和大舅邱德才(武旦)、二舅邱树山(武生)、二舅母刘少珍(武旦)等从河北来的一大家，是武行台柱子演员。
义父、义母买下我之后，立即领着到当时的住处“三合店”(在现在的开化市南街)去见姥姥。姥姥给我取了个名字叫丑妮儿。全家人还高兴得吃了一顿红面蒸饺子。之后，我的吃住生活和练功学艺，就全靠她老人家经管。
姥姥姓金，人们都称呼“金大姨”。她是东北旗人，与姓邱的猎户结婚，成家后，生下二男一女，没过几年，姥爷就叫官税逼死丁。姥姥为了逃避当地豪绅贵族的欺凌，拖儿带女跑到了山海关内，以卖唱为生，整日沿街乞讨，投奔了一家缺演员的河北梆子娃娃班。不久，一场洪水把戏班冲得人离财散。正好遇上刘春祥塔班子用人，才来到了太原，改唱晋剧。
姥姥对我十分喜欢，要求也非常严格，每天摸黑起来，领到海子边喊一个时辰(相当两个小时)嗓子，天才闪亮。她喊什么，我也跟着喊什么。不外是她自己最有感受的东西：“树根——树皮——树叶——树梢——”，一声比一声高，到喊不上来为止，每天就是这一套。冬练三九，夏练三伏。夏天好说，冬天可就难熬了。对着砖墙不停地呼喊，直到喊得气冻成冰，冰再化成水才行。
喊完嗓子，接着就练身段。下腰、踢腿、拉山膀、拿大鼎……最苦的是吊腿。门头上穿根麻绳，一头拴在我的脚腕上，姥姥在另一头往下拽，直到脚尖碰到耳朵为止，要吊整整一柱香的功夫。疼得我浑身淌汗，眼泪直流，也不敢吭一声。香着完了，解下绳子，腿和脚早就完全失去知觉了。姥姥搀扶我遛腿，到能自己走路了，再继续踢腿，一条腿踢五百下，缺一下也不行。
当时的生活很苦，我和其他学艺的娃娃们一样，每天三顿饭只能吃到七两米面(当时一斤是十六两)，吃也吃不饱，饿也饿不倒，一到冬天戏班“封箱”，就连半两也不给了。姥姥只好领着我们全家，到榆次郝村二先生家看院守场，混碗饭吃。这是一家地主，一来喜欢看戏，二来还怕贼偷。有我们这些不花饯的武行保护，正好一举两得。熬过冬天，来年一开春，我们就又返回太原，重塔班子再演戏。
一九三六年，上海百代唱片公司邀请山西梆子名流丁果仙等去灌制唱片。一起去的还有十三红、盖天红、毛毛旦、三儿生、狮子黑、筱桂桃、筱金枝、筱金梅；打板的是润堂师傅，拉胡胡的是常占元；娃娃们有任玉珍、乔玉仙和我。当时我刚刚七岁，但丁二姨(我对丁果仙的称呼)在《芦花计》中要我饰英哥，给她配戏，所以把我也带去了。经管我的是丁大姨(丁果仙的姐姐丁巧云）和任玉珍大姐。
在上海百代公司住了一个多月，灌了不少唱片，我能记起来的有：丁果仙的《芦花计》、《花子拾金》、《八件衣》、《九件衣》、《反徐州》，毛毛旦的《苏三起解》、《重台》，毛毛旦、三儿生、筱桂桃合演的《拣柴》，盖天红的《坐楼杀惜》、《哭灵堂》，十三红的《下河东》，筱金枝、筱金梅合演的《双头驴》、《富贵图》、《教子》，刘芝兰的《换花》，狮子黑的《草被》、《嫁妹》等。
从太原到了上海，我大开了眼界。高楼大厦，红红绿绿，有穿呢料西装的大阔人，也有衣衫褴褛的小叫化。因为我有亲身感受，所以尽管英哥在《芦花》一戏里的唱腔只有三言两语，却陪衬得合情入理。万没想到得到了七个银元的报酬。七块银元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自己挣来的钱，我把它象宝贝一样保存着，回到北京(我们邱家一大帮人没有去上海的都留在北京等着)交给了姥姥，她高兴得当即到街上扯回了花布和纺绸，给我赶做了一条灯笼裤子和一件连衣裙。我穿在身上，感到分外熨贴。这件事，我至今仍然记亿犹新。
因为是凑起来的戏斑，所以由上海返回的时候就各讨方便了。我们大部分人随丁果仙由原道而归。先在天津中国大戏院(当时也叫大舞台)演了一月有余，之后转到北京住在广德楼(现在前门大街的广和剧场)，又演了两个多月。当时演出的剧目主要有：丁果仙的《八件农》、〈九件衣》、《女忠孝》，乔金仙、乔玉仙姊妹俩的《断桥》，丁巧云的《双巧配》，王福义的《邱子义盗银壶》、《杨香武三盗九龙怀》，狮子黑的《草坡》，三儿生的《折桂斧》和我们邱家的武戏《东皇庄》、《西皇庄》、《塔子沟》、《铁公鸡》等。
在北京演出期间，丁果仙还用《八件衣》和《九件衣》与京剧艺术大师马连良交换回了《捉放曹》和《四进士》。
在北京的一段时间，本来收入就不多，再加上“黑狗子”(人们对警察和宪兵的贬称)常来捣乱。他们想吃就吃，想要就要，淮敢说个不字！人们的生活越来越不好维持，盖天红等老艺人到别处自谋生活去了。留在北京的，跟着丁果仙继续演出。我们娃娃们，照旧一天七两粮，大人们多是一份饭(一斤半粮)。我义母是三份，丁果仙最多，挣得六份饭，吃不了可以折合成钱。名演员们大部分都有不参加演戏的随行人员，全班共六十多人，除了丁果仙住在附近的旅店，管账的郭子全(丁巧云的丈夫)住着一个小单间外，其余都挤在太通间里，一家一户用蚊帐隔开。实在无法维持了，有些人不得不把自己的部分行头典当出去。筱金枝、筱金梅和刘裕富一家去了张家口。丁果仙则领着人们到钱行、布庄等大买卖家给老板们送红票(相当于现在的包场)，干方百计赚了点钱，才把行头赎回来，匆匆忙忙往回返。沿路又在保定、石家庄、井陉等地边走边演，多多少少也能填补点亏空。
这已是“七七”事变的前夕了。
晋剧，因其形成和活动于山西中部地区而称中路梆子，又由于它较省内其他剧种流布地区广、职业剧团多、影响比较大，故独尊为“山西梆子”，新中国成立初期称晋剧。
中路梆子为蒲剧北上晋中演变而成。在其演变过程中，艺人为适应当地群众的欣赏习惯，吸收、融合了祁（县）太（谷）秧歌、汾（阳）孝（义）秧歌的腔调及打击乐，在语音、唱腔、表演方面均发生变化，形成了高亢激越而又清新柔和的风格。
40年代，晋剧舞台出现了如张美琴、“子都生”（刘少贞）、牛桂英、郭凤英、冀美莲、“夜明珠”（王艳凤）、“周瑜生”（孙福娥）、任玉珍、程玉英、花艳君等一批著名演员。
50年代初期，戏曲界进行民主改革。政府文化主管部门组织力量，吸收晋剧老艺人参加，对旧有剧本进行审查鉴定，《打金枝》等145个优秀传统剧目继续保留演出，对《双罗衫》等91部精华与糟粕共有的剧目做了修改，明令停止演出《杀子报》等一批坏戏。与此同时，陆续介绍和辅导各剧团上演了百多个新剧，其中有反映农民革命和反抗封建统治阶级压迫的《鱼腹山》等历史剧，有反映民主革命斗争的《白毛女》等现代剧。在1952年全国第一届戏曲会演期间，晋剧演出经过加工整理的《打金枝》、《蝴蝶杯》和《赠剑》等传统剧目，晋剧表演艺术家丁果仙、牛桂英、冀美莲、张美琴、王银桂、梁小云、刘仙玲、郭凤英等分别获得演员一、二、三等奖，老艺人乔国瑞获荣誉奖。
50年代至60年代中期，党和政府为了继承和发展中路梆子的传统艺术，成立了戏曲学校和培训班，培养出新一带晋剧演员。这批演员承前启后，继往开来，成为晋剧舞台上的中年骨干力量。这批人中有的名闻遐迩，饮誉全省。有省晋剧院及太原市晋剧团的王爱爱（青衣）、田桂兰（花旦）、冀萍（小旦）、武忠（须生）、郭彩萍（小生）、阎慧贞（须生）、肖桂叶（花旦）、刘汉银（须生）、张友莲（刀马旦）、高翠英（刀马旦）、李月仙（须生）等；有在晋中一带负有盛名的程玲仙（小旦）、张鸣琴（须生）、侯玉兰（花旦）、王万梅（青衣）等；有在大同、雁北一带观众中颇有影响的筱桂香（老旦）、李树琴（须生）、杜玉梅（小旦）、李爱梅（小生）、李玉成（须生）等。田桂兰、高翠英、王万梅、郭彩萍先后荣获全国戏剧“梅花奖”。
进入80年代，又有一批新的晋剧新秀涌现出来，其中如宋转转、吴爱卿、李天喜、冯继忠、崔建华、史佳花、栗桂莲、杨爱莲、王晓萍、张智、陈红、张瑞杰等。宋转转、栗桂莲获全国戏剧“梅花奖”，杨爱莲获“文华奖”，显示出晋剧艺术蓬勃发展的可喜景象。
至1985年底，全省共有专业晋剧团体71个，从业人员达6000多人，可谓人才济济，叶茂根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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